乡村小说：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母题

老玉米

乡村小说：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母题

乡村小说从八十年代推进到九十年代，无疑变得更加成熟、多样、开阔。中国农村从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全面转型，是乡村小 说发生变化的肥沃土壤。我以为，九十年代乡村小说的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它的 多元化，出现了审美趋向迥然不同的多种乡村小说写作模式；二是它的现实性， 乡村小说经过八十年代末期的短暂消沉，终于纵身跃入了转型期的时代生活，形 成了一个颇为活跃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群，被文坛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面对稳步前行的乡村小说，我们却发现它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扬弃着一种可贵的东西──乡村小说的地域色彩。这种地域色彩，在过去的乡村小说中，被看作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因素，甚至是乡村小说的一种标志和特征，许多作家为此而不懈探索、孜孜以求。但在今天，这种地域色彩只保留在个别地区的一些作家的创作中，而在大多数作家的创作中已逐渐淡化、甚至消失。我们在当前的乡村小说中，在难以看到那种独特的地域环境、异乡情调、民情风俗的描写，更难以看到那种具有地域性格的人物形象，以及那种富有地方韵味的文学语言。失去了地域色彩的乡村小说，也就等于失去了它的内在精神和独有的个性，平面化、雷同化、功利化的创作倾向正在悄悄地侵蚀着乡村小说。有一种现象令人深思，湖北作家刘醒龙的中篇小说《黄昏放牛》，竟然可以在山西农村改造、拍成电视连续剧；山西作家谭文峰的《走过乡村》，则在东北的土地上升起了一轮《红月亮》……电视、电影的这种“移花接木”术，正好说明了乡村小说的无根状态。一棵只有在某地生长的树种，是不能随便移栽的，如果可以“四海为家”， 那它必然是一棵没有个性和特质的树种。     八十年代的乡村小说，在地域色彩方面 有着崭新而深入的拓展。中国农村的一系列改革，使古老、平静的农村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无数中国农民的命运，也一时间变得丰富多彩、变化莫测起来。着一 切促动着生活在底层的乡村小说作家，去研究那块土地上的社会变迁，去体验那 里农民们的命运和心理历程，去反思那块厚土中的文化积淀，形成了姿态纷呈的 地域小说。如湖南作家群，特别倾心于描摹秀丽多姿的山水风光，揭示人与自然 的复杂关系，形成了一种清丽优美的田园牧歌式乡村小说；如陕西作家群，更注 重展示重大、恢弘的历史和时代变迁，作品厚重、沉实，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如 山西作家群，直面现实生活，揭示农民的性格和心理内含，是它一贯的文学传统， 作品往往具有一种朴素、凝重的个性。此外，如山东作家群、河南作家群，他们 的作品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八十年代的乡村小说，虽然也特别注重对时代变 化的展示，但这种展示是通过对特定地域的乡土生活、乡土人物的深入体验与表 现折射出来的，时代性与地域性达到了较好的融合。但九十年代的乡村小说创作， 由于社会矛盾与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由于不同地域乡村发展的不平衡，作家们 要么把艺术目光定格在了社会问题上，要么把艺术思维缠绕在了形而上的文化、 精神层面上，地域色彩成为乡村小说创作的一个盲点。其实乡村小说作家所忽略 的，决不仅仅是小说的色彩点缀和背景展示，而是乡村小说独有的一种美学特征。     中国乡村小说从诞生伊始，就把地域色彩作为它的重要美学追求。鲁迅先生 无疑是乡村小说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他的《呐喊》、《彷徨》中的多数小说，发 表时就被人们视为杰出的乡土作品。他笔下的生活画卷是本世纪头二十五年中国 东南沿海的农村生活写照。鲁镇和未庄那种古老的缺少变化的生活模式，咸亨酒 店、曲尺形的柜台、过旧历年祝福祭祖的风习，临河空地上的社戏、小河中的乌 篷船，生活在其间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无不充溢着浙东水乡浓郁的地方色彩。 我们不能设想，如果把鲁迅小说搬到北方农村去拍电影、电视剧，会是一个什么 样子。鲁迅的乡村小说，影响了大批作家的创作，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实绩可观的 乡村小说流派。鲁迅鼎力扶持乡村小说作家的创作，把一大批青年作家的作品编 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并在《导言》里写到：“蹇先艾叙述过贵 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 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并把这些作家创作中“隐现着乡愁”、 “异域情调”等当作乡村小说的重要特征来论述。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也 对乡村小说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风土与住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 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 格……”他倡导文学“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 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很显然，周作人在这里强调的也是 乡村小说的地域特色。后来，茅盾对乡村小说作了理论深化，他一面强调乡村小 说要描绘地方色彩以唤起读者的“自然美”，同时又强调要把所表现的社会内容 紧密地揉合进去，以体现乡村小说应有的时代性。他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对三十 年代之后的乡村小说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谓乡村小说中地域色彩，即是指表现在作品中的地理环境、山水风光、民情风 俗、民间文艺、民间传说、地域文化，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民们的独特的生存 方式和性格、心理、语言等等。地域色彩是一个极为宽广的范畴，它首先表现为 有形的自然环境、民间习尚和乡民的生活状态等。但在这些有形的事物背后，却 隐含、灌注着包括伦理道德、历史传统、人文精神等在内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 是无形的，但却是强大的，它盈育于特定的地域环境，但又反转来积淀、渗透、 支配着这里人们的生存和行为方式，不断地强化、绵延着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 我这里所论述的，主要是地域色彩中那些有形的部分，关于地域文化问题将另外 撰文论述。乡村小说中的地域色彩，表面看来属于题材范畴，但在本质上它是一 种美学特征。具有地域色彩的乡村小说，要求作家深入、细腻地写出某一特定地 域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在浓郁的乡土氛围和乡土生活中，展开情节、刻画人 物、渲染情调。作家不仅要熟悉这里的自然环境、乡民生活，更要对这里的一切 有深切的体验和心灵的共鸣，庶几才能写出这里的人、事、物的内在神韵，创作 出独具一格的地域小说来。因此，凡是写好乡村小说的，往往是作家描写故乡生 活的小说，这也是被中外文学史所证实了的。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的乡村 生活的千差万别，因此表现在创作中，就形成了姿态各异的地域小说，甚至涌现 出影响深远的小说流派，譬如“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等，正是从这一角度， 鲁迅所说的“越是地方的反而愈容易成为世界的”，依然是一句至理名言。乡村 小说从“五四”到今天，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它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一帆风 顺的，而几次大的波折与变调，都表现在“时代性”的扩张与“地域性”的萎缩 上。四十年代之后，解放区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乡村小说的创作更令人瞩目， 但正如一些文学史家所说：“无须讳言，解放区相当一批小说，政治价值大于审 美价值，通俗易懂的格调影响了对心理深度和史诗境界的开掘。”（杨义：《中 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519页）此时，作家们更多思考的是政治的需要、时代的 要求，更多关注的是解放区的“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因此，作家再难以平心 静气地去描绘地域特征和刻画人物性格了。乡村小说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变调” 的现象。六十年代中期以降，乡村小说完全听命政治、政策的调遣，歪曲农村现 实、编造所谓的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背叛了乡村小说的创作宗旨。乡村小说史上 的几次变调、几次教训，深刻地启迪着我们：乡村小说要健康长足地发展，必须 把握好时代性与地域性的关系，坚持乡村小说独有的地域性的美学特征，在表现 地域生活的基础上去展示时代变迁。如果把时代性凌驾于地域性之上，就等于窒 息了乡村小说的灵魂，乃至扼杀了乡村小说的生命。     当前乡村小说中地域色彩的淡化、乃至消退，则表现出另外一种更为复杂的 情景，当然武断地说当前乡村小说中地域色彩已完全消失，也并非客观事实，地 域色彩在某些地区的某些作家创作中，依然顽强地保留着，甚至表现得非常突出 和成熟。但从整个乡村小说的总体看，地域色彩的退化则是不争的事实。九十年 代的乡村小说呈现出多元化态势，我把这种多元态势划分成四种类型，即现实主 义乡村小说、生存状态乡村小说、文化反思乡村小说、精神家园乡村小说。其实 四种类型又可归纳成两大类别，即现实乡村小说（第一种）和非现实乡村小说 （后三种）。一般来说，现实乡村小说更多关注的是客观现实生活中社会的变动 与改革，而非现实乡村小说更多表现的是作家对乡村和农民的理性观照，他们都 是九十年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反映与折射。正是这种这种强烈的时代需要， 又一次压抑和排斥着乡村小说中的地域色彩，乡村小说又出现了变调现象。我们 先来看看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中的地域性问题。现实主义乡村小说把笔触勇敢地深 入到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广大农村，强烈地表现了历史转型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在商品大潮中的盲目、困惑、痛苦和蜕变，这自然是乡村 小说在九十年代的一大拓展和进步。但这种拓展和进步往往是以削弱地域色彩为 代价的。湖北作家刘醒龙对九十年代的乡村生活十分熟悉，在作品中敏锐地表现 了时代变迁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譬如他的代表性作品《分享艰难》里，有书 记与镇长之间的权力角逐，有一触即发的经济危机，有政府与公安部门的利益之 争，有党委、政府同企业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与不断磨擦，有猝不及防的自然灾害， 有随时可能暴发的“民众闹事”……整个作品写得硝烟弥漫、密不透风，我们在 叹服作家对生活有着高度驾驭能力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感到，作家忽略了这部 小说应有的地域性描写，这个小小的西河镇与别的地域的乡镇有什么区别？这里 的民情风俗与农民们的生存方式又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整部 小说变成了一面展示中国农村社会矛盾的“窗口”，西河镇的地域色彩却消失得 无影无综。作家的另一部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描写石家大垸茶农的生 活，本应写出浓郁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来，但小说的主干情节是：围绕着违背 自然规律的采东茶“任务”、乡干部与村干部之间那种既对立又胡弄的纠缠不清 的关系，严肃的社会主题大大冲淡了地域色彩的展示，实在令人惋惜。河北作家 何申，近年来描绘了一个颇为可观的乡村干部和农民的群像画廊，有些人物写得 感人至深。但当你仔细地感受和分析这些人物后就会发现，这些人物的共性多于 个性，地域化的性格很难感受得到，把他们移植在中国的任何一方土地都能成活， 那些大大小小的乡村干部，置身于乡村矛盾的旋涡中，真可谓焦头烂额、如牛负 重，他们虽也有常人自私、狭隘、狡黠的一面，但更有着中国传统农民那种质朴、 坚韧、宽厚、奉献的品格。这是冀中一带乡村干部的普遍性格，也是全中国乡村 干部的共性特征。何申尽管对冀中乡村干部的性格了如指掌，但他却没有从地域 的角度，去发现和刻划这一方水土的乡村干部的性格特征，因此不免使人物形象 带出了模式化、雷同化的痕迹。山西作家谭文峰的《扶贫纪事》、《乡殇》等几 个中短篇小说，描写的都是晋南一带的乡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在展示现代工业文 明同传统农业文明的对峙和冲突方面，在揭示农民的内心世界方面，达到了一定 的深度和广度，但他却依然没有从地域色彩和地域性格的层面，去展示自然环境、 推动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因此别人就可以拿他的小说，到全国各地改编、 拍摄电影和电视剧。山西老一代作家马烽、西戎的小说，由于有着浓郁的地方色 彩，改编成电影剧本，非山西境内而不能拍摄，显示了独特的审美特征。从这一 角度看，正好说明了山西青年作家在表现地域色彩方面的退化。让我们再来看看 非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中的地域性问题。在生存状态乡村小说中，作家往往用理性 的态度和眼光，去观照古老、封闭的乡村、那种远古不变的生存环境、地域特征， 农民世世代代的生存方式以及他们的固有性格。譬如铁凝（《孕妇和牛》、《秀 色》等）、阎连科（《年月日》）、周大新（《步出密林》）、迟子建（《亲亲 土豆》、《雾月牛栏》）等的作品，均可以视为这类小说。这些小说在表现地域 色彩方面确实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但我依然认为，由于作家是用一种泛地域的思 维去表现乡村和农民的，因此真正的地域色彩和地域特征还没有深入地、充分地 表现出来。文化反思乡村小说从八十年代中期滥觞，九十年代得到了强劲发展， 譬如贾平凹的《美穴地》，通过描绘战乱年代一个小山村里的大户人家的兴衰变 迁，和盘托出了原之汁原味的封建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譬如韩少功的《马桥词 典》，从马桥这个小小的乡村流行的150个词汇作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这块土 地的文化积淀，以及在自然环境、社会变动、文化思想的合力支配下，乡民们的 生存方式与地域语言。使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由于《马桥词典》是用词条的方 式引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和人物、来构筑小说的，因此马桥的整体自然环境、 民情风俗等，就难以避免地给肢解了、模糊了。家园乡村小说继承了沈从文、汪 曾祺的创作传统，在现代工业文明不断蚕食传统乡村的大背景下，描绘了一幅幅 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图景，来寄托“乔寓”城市的作家们的精神和情感。代表性的 作家作品有张宇的《乡村情感》、李佩甫的《黑蜻蜓》、张炜的《融入野地》等。 这些作品在表现地域特色方面是出色的，但也存在着过分的浪漫化倾向，从总体 上看，还没有达到前辈作家的高度。我以为，生存乡村小说、文化乡村小说和家 园乡村小说，在地域色彩方面远胜于现实乡村小说，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念化、主观化的痕迹，削弱了乡村小说固有的地域性特征。如果说在现实主义乡村 小说中，是过分突出的时代性挤掉了地域色彩的话，那么在非现实主义乡村小说 里，是作家的理性化思维钳制了地域色彩的展示。      一百年前的十九世纪末期，西方的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正处于从农业文明 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痛苦时期，也正处于世纪的交替时期。美国小说家赫姆林·加 兰，总结了美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变化，在他的理论著作《破碎的偶像》（1894年） 中，全面地建树了自己的乡土小说理论，特别强调了“地方色彩”对乡土小说的 重要性。他指出：“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 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 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那样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 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引自《美国作家 论文学》84页）加兰在这里实际上是把地域色彩当作乡村小说的重要美学特征来 论述的，乡村小说唯有艺术地表现了地域色彩，才会具有无穷的魅力，才会避免 创作的雷同化。地域色彩是乡村小说的生命源泉。面对世纪之交的时代转折，加 兰高瞻远嘱地说道：“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中反映出来了──这部小说将在地方色彩的基础上，反映出那些悲剧和喜剧，我们的整个国家是它的背景，在国内这些不健全的但是引起文学极大兴 趣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出处同上，92页）后来的美国文学果 然应验了加兰的预言，出现了威廉·福克纳、弗兰纳里·奥康托、艾伦·格拉斯 果等一批杰出的作家，形成了一个乡土小说的兴盛期。今天我们重温加兰的理论 和本世纪初的美国文学，仿佛又经历了一次历史的轮回。近年来城市文学异军崛 起，描绘了五光十色、日新月异的都市景观；一些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也及时地 表现了部分农村进入现代化的美好图景。这似乎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中国的 广大城乡已经告别了贫穷、落后、愚昧，古老的中国用二十年时间就一跃实现了 世界大同。于是，乡村小说变得不再那么吃香，地域色彩也被现代风潮席卷而去。 事实上，每一个清醒的人都明白，这一切只是一个局部、只是一种象征、甚至是 一种幻景。中国真正的现代化才刚刚启动，广大的农村、特别是那些边远地区、 深山老林，距离现代化还很遥远，还基本上停滞在一种古老的、封闭的生存状态 中，山河依旧、民风淳朴、文化古老，显示着垣古不变的地域色彩。即便是那些 正在变革着的乡村，彩电、音响、汽车、楼房等等，也决不会一下子扭转世世代 代的民情风俗和人们的生存方式，特别是人们的地域心理和性格。在现代工业文 明同农业文明的对峙和冲突中，有些地域色彩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而有些则会长 久地保留下来，有些甚至要同化现代文明孕育出一种新的地域色彩来。所有这一 切正是乡村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乡村小说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乡村小说作 家刘玉堂说过：“乡土小说不能玩儿，不能讨巧，你得老老实实地体验、感受和 提炼生活，不能生活不足花招补；也不能作坊式地操作或制作。它完全是那片土 地生发和流淌出来的东西。”（刘玉堂：《乡土小说：既不时髦，也不自卑》、 《山西文学》1996年9期）我以为，当前乡村小说中地域色彩的退化，一方面是 由于作家在处理时代性与地域性、理念性与地域性的关系上把握不当，另一方面 是由于作家在体验、感受和研究生活上功夫不到所致。久居城市，凭走马观花式 地体验生活，道听途说，就去编造农村的改革故事，怎么可能写出货真价实的地 域小说来？一方土地的地域色彩、地域文化，是一个独特的、有机的生命体，它 深藏在山水土地间、蕴含在民情风俗里、沉淀在乡民的性格心理中，作家只有老 老实实地深入进去，用你全部的思想感情乃至生命去感受、体验、辨析，才有可 能真正写出这一地域的形态与神韵来。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８日

雪城

乡村小说很少有到位的表达出当地的民俗特色的作品，应该说是缺乏这样的作者，而不是乡村生活本身！

反映乡村生活的作者写的东西很表面话，缺乏思想深度！

随着城乡差别的进一步加大，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们状况将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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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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