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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见大”是文学的一大特质>>>孙武臣
作者: 孙武臣 来源:华夏博学网（http://www.hxbxw.com/vnews4.asp?id=195） 日期:2010-3-25 21:25:43 这次评奖正值举国隆重庆祝新中国60华诞之际，我们业余的文学创作者没有辜负这个节日，满怀激情抒写我们的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在我阅读与审评的诗歌、散文作品中，绝大多数题材都是歌颂祖国的重大主题。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个创作问题——怎样“小中见大”？我以为大家这次写作的得失，几乎都与“小中见大”有关。
可以说，“小中见大”是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质，不然，文学就失去了“自我”，就不是文学自身了。比如，记载新中国60年足迹的，以大事记形式表述，那是历史书；同样高度概括新中国60年光辉成就的，以社论形式表述，那是政论书。这些书籍和文章不可不谓是我们所说的“大”；但它们不是文学。尽管它们题材重大，主题深刻，具有历史发展和人类生活规律总结性的阐述，但它们以概念、数字、逻辑推理，理性地阐释，从而不具有文学的特质，即我们所说的“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文学最根本的特质是形象性，而形象性源于创造者个体生活经历经验和情感记忆。有“从个别到一般”、“从形象到抽象”、“从偶然到必然”的哲思。文学创作的规律就讲究这些哲理。“个别”、“形象”、“偶然”就离不开“小”，指形象的微观而典型，视角和切入点独特而新颖，指它们的有限；但文学的“小”只是就形式而言，就起点而言，其思想内容最终要求是指向深刻和本质，这是就终点而言的。这就是所谓的“以小见大”。
为了解说并感受文学的这一特质，我们不妨以这次参赛作品为例，更有亲历感。
歌颂新中国60年伟大成就，题材重大，怎样做到形象化表现？
比如，于书淦的散文《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只以“我写自己”的经历，上过学、烧过砖、管过猪场、学过无线电技术、当过村支书、干过厂长，改革开放后，经过整顿，创建企业文化，救活了一家亏损企业，使其成为山东省最大的钻床生产专业厂。他用做学生时就钟爱的笔，抒写了对共和国的激情，歌颂了所经历的火热生活，他的情感记忆是“夜校的读书声，机床的轰鸣声，技术攻关的论争声”，这时都化为了艺术感觉的“伴着祖国前进的脚步声”。散文以与共和国同龄人的视角，切入一生的记忆，以个人的足迹写出共和国的历史进程。这是艺术的“以小见大”。顾庆辉的散文《祖国强大了我也长大了》同样以与共和国同龄的视角，回望自己参军、入党、提干、转业、下岗、求职和坚持写作的人生历程，目的是为了映现共和国的历史风云嬗变，我的情感融合进了祖国前进的历史形象之中了。王丽秋的散文《家乡60年巨变》以个人经历——回老家的路途由难到易，从“路”变得通畅便达，写出了国家整体的“富”。这是典型的从个体反映整体，即“小中见大”。包贵忠的散文《父亲·我和我的孩子》写“父亲是不幸的，那是不幸的时代造成的；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未曾有过父亲那样辛酸的生活经历；我的孩子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身后有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三代人的命运自然也是共和国历程的折射。郑玉坤的散文《说车》中的“我”，是乡里拥有自行车的第一人，50多年过去，现在家里买了小汽车。这篇散文“以小见大”的长处有两点，一是运用艺术性的记忆中的细节，比如，当汽车开回家时，“我以手势作喇叭筒，呼唤着五岁小孙子”，而小孙子急急地跑来，“天真地抚摸着小车，顺时针绕了一圈，然后用小指头在沾满飞尘的玻璃窗面前写了一个‘郑’字，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写出了欢乐幸福自心中涌出；二是“我”并不去“享受”小汽车，而是依旧习惯地骑自行车，只不过改成电动自行车。又写活了一个不习惯追时髦的老人心理。
许多歌咏60华诞的散文显露出作者历史知识的丰富，文笔表达的优美，但就是缺乏“小中见大”，而显得笼统、空泛，难以掌控如此大题，而没有了形象性，情感的动人力量大大减弱了。
这次参赛的古诗词作品中，“中华颂”题材很多，大家抒发“幸逢盛世”，“鸟欢唱，花漫舞，颂康安”（，“北国之春”：《水调歌头·和谐》），“辉煌灿烂五千年，当数建国六十年”（张才旺：《颂》）的欢天喜地的情怀。题材与主题重大，对诗词作者更是个挑战，得失全在能否将“意”寓于“象”之中。比如，何启茂的《改革开放颂》：“开放改革赤帜举，脱贫致富路途新”，“三农展翅飞天去，四化腾龙洒雨林。”没有“展翅”“腾龙”这些诗意的具象，也就变成理念的抽象了。同理，徐新霞的《国庆感怀》：“七度巡天标史册，三中化雨润新篇。”没有“巡天”“化雨”的具象，也就“诗”变“史”了。华春的《东方醒狮——欢庆新中国六十华诞》：“大江南北花千树，长城内外诗万篇”，“一洗百年病夫泪，昂然醒狮笑人前！”没有“花千树”“诗万篇”“一洗病夫泪”“醒狮笑人前”，也只是地域和历史的概念。窦宝森的《鹧鸪天·观华诞庆典》：“改革谋定兴邦策，开放腾飞中华龙。”曹树造的《建国六十周年感赋》：“科学腾飞今领路，番昌盛世定空前。”没有“中华龙”“腾飞”就没有了全诗的意象了。李江明的《小平颂》：“三番外放忧天下，几度南巡播火薪。”没有“播火薪”，只是实写的记事。胡旭光的《江城子·1997年写在香港回归之际》：“邓公奇方，大笔写新章。留得紫荆开一隅，存两制，共家邦。”没有“奇方”“大笔”“紫荆”这些“象”，怕是也没有了诗性。
其他，如马培中的《秋到北京香山》以红叶为寓意之象：“秋叶壮观烈士血，赤枫烂漫英豪心。我爱霜节诗意在，不似春暖更胜春。”王志勇的《登岳阳楼》抒写古人之理想仍是今人为之奋斗并要实现的理想：“范相文章留后乐，杜陵诗句唱先忧。”“更喜夕阳红似火，东风浩荡送行舟。”这些诗句之所以是佳句，都是诗作者因景生情，“景”即“具象”，而“情”即思想感情，即表达了诗人之“意”。
随着我们不断地参加“中华颂”的诗文大赛活动，我们会逐渐感受到文学创作的“小中见大”，是展示每一个创造者才情的标识。谁能更宽广地扩展自己的想象，谁能更敏锐地捕捉到自己在审美生活中的诗意，谁能更深刻地开掘自己的哲思，谁能更形象地驾驭自己语言的能力，谁就能拥有掌控“小中见大”的艺术功夫。
作为评委，一一阅读大家的作品，是我向大家学习的过程，为了和大家交流，并得到大家对我的评论，我也将自己歌咏新中国60华诞的一篇散文《刻入我生命年轮的记忆》交给大家，企望得到点评。
祝大家在努力中得到创作的飞跃！
（第8届“中华颂”全国文学艺术大赛评委评语） 孙武臣 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文学评论家。河北省景县人。1938年生于长春市。1952年至1957年在北京二中求学6年。1962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生涯18年。1980年调至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做编辑16年。历任《文艺报》文学评论部编辑、副主任、主任。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5年调至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任副院长，主管教学。撰有专著《文学经纬论》、《长篇小说发展论》（此书曾获第三届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并发表《新时期小说思潮与流派》、《新时期现代主义在中国》、《关于创作主体》、《散文散论》等120万字的理论批评文章。其中主要重点篇目收入《中国文艺年鉴》、《中国出版年鉴》，并刊载于《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文坛》等报刊。同文畅主编有《80名家谈散文创作》等书籍。曾获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贡献奖。近年写作散文随笔、杂文时评40万字，先后获得中国散文学会、《今晚报》、《北京晚报》、《足球》、《足球俱乐部》等多家报刊"征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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